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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椭圆镜边框上镶嵌繁复的水晶棱片向四面八方不断反射着顶灯的强光，刺得我太阳穴又开始一跳一跳。

        我努力地压抑住内心翻涌的愤恨，装作颇为诧异地问道：“原来你还在东北生活过？听说那里的冬天很冷，香港可远远比不上。”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接下话头：“没有，我没有去过。”停了一停，闭上眼，吐字极慢地继续说，“家兄，青木城塬，在东北……华北，待了很久，后来死在那里。”

        竟让人听不出他究竟是不愿意提起“家兄”这个词还是不愿意提起青木城塬被人毒杀的事实。

        “噢。”我装作恍然，手上剪子飞快，但不影响分出更多精力和他应对，“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比很多在中国待了许多年的外国人都说得好。”

        “费恩先生的中国话也很道地。”

        “那是。”我后退一步，短暂地欣赏了一下阶段性的成果，然后凑回他身侧，继续发挥，“我在回国应征前，跟随施耐德神父的弟弟——另一个施耐德，在中国西南地方游历了好几年，不能不道地！”

        我再有胆量，也还不敢将自己和施耐德神父的关系说得太亲近，而他的弟弟，此时此刻正受陆应同之邀在昆明的文林堂谆谆布道的另一个施耐德神父，显然是非常合适的桥梁。

        青木弘谦果然没有提出质疑。

        不过他接下来阐述了一段让我不知何言以对的推断：“今天你在军部的事我都听说了，想来在山下的查验哨里，你也没少受为难。虽然多有冒犯之处，但我不便替他们道歉。其实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费恩先生会是间谍。天主教的信徒是不被允许自杀的，而在战争时期选择成为一名特务，而且还是对外行动组的潜伏特务，无疑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最快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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